指揮鏈：徐春鶯起訴書的三個節點

3月24日起訴書揭示的，不是一起個人案件，而是一條從北京延伸至台灣政黨內部的組織性指揮鏈——孫憲、鍾錦明、徐春鶯三個節點，各有分工。

數據速覽

不是個人案，是組織結構

2026年3月24日，台北地檢署起訴前民眾黨新住民委員會主委徐春鶯，罪名為違反《反滲透法》。據媒體報導引述起訴書，其核心論點並非個人偶發違規，而是揭示了一條系統性的指揮鏈。

據媒體報導引述起訴書所呈現的指揮結構，第一層為涉及對台統戰相關機構的負責人孫憲，扮演指導角色；第二層為台灣民間社團——以「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為核心的相關組織負責人鍾錦明，負責傳遞指令並協調動員資源；第三層為徐春鶯，以民眾黨黨內主管新住民業務的委員會主委身分，將動員指令轉化為選舉行動。

這個三層結構的分析意義，在於它打破了「個人行為」的解釋框架。若起訴書所述成立，代表滲透行動的設計邏輯，是以合法外觀的民間社團為緩衝層，規避直接接觸所帶來的法律風險——同時確保黨內動員的可操作性。這是一種**制度性設計**，而非個人失誤。

社團作為制度基礎設施

據媒體報導引述起訴書，點名的核心組織是登記為台灣民間社團的「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此類組織以服務跨海峽婚姻家庭的公益形象合法運作，在台灣已有數十年歷史——也正因此，其動員功能長期處於公眾視野的邊緣。

本刊向 GCIS（商工登記）資料庫查詢涉案社團名稱，由於系統設計限制，名稱模糊搜尋功能目前回傳空集合，有待人工確認。若研究人員無法在公開系統中快速追蹤一個社團的歷任負責人與關聯法人，監督機制的實際效能就存在結構性漏洞。

起訴書中描述的組織路徑，也引發了一個尺度問題：「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是單一案例，還是更廣泛組織網絡中的一個節點？台灣登記的「兩岸服務」類社團規模，以及其中有多少具有類似的人事結構與跨境連結，是評估滲透基礎設施總量的關鍵——而這個數字，在現有公開資料框架下仍難以快速取得。

選舉滲透的時間軸

據媒體報導引述起訴書，動員時間軸橫跨兩個選舉週期。

**2022年台北市長選舉**是民眾黨的關鍵試煉。黃珊珊得票率25.41%，以約7萬票差距落敗。據媒體報導引述起訴書，「新住民動員」正是在這個選舉週期中啟動的組織操作之一。相對地，若以新住民有效選票人數估計（近年約60萬人），組織性動員若能覆蓋其中5至10%，推算可達3至6萬票——在7萬票差距的背景下，這個量級不可忽視。

**2024年總統暨立委選舉**，民眾黨得票率26.46%、369萬票，立委選舉取得8席。據媒體報導，起訴書指控的動員行動涵蓋此屆選舉的新住民社群組織滲透，動員機制包括透過社團網絡、多縣市節點，以選舉服務為名義進行組織性接觸。

值得關注的時間節點：徐春鶯起訴（3/24）、柯文哲一審有罪（3/26）、民眾黨凱道集會（3/31），三件事在同一週內依序發生。凱道集會的動員能量與司法進展形成強烈對比——一方面是黨支持者的街頭集結，另一方面是法院認定黨內人士受境外指令滲透的指控。這個並置，正是觀察民眾黨未來走向的重要截面。

《反滲透法》的制度邊界

徐春鶯案是《反滲透法》自2020年施行以來，涉及主要在野黨內部正式職務人員的首批起訴案件之一。

此前的執法案例，對象多為統促黨相關人士、民間社團活動人士或邊緣行為者，被告黨政身分較低。徐春鶯案的差異，在於她的職務位於一個在立法院具有8席的政黨內部——若起訴最終成立，法律的政治敏感度將顯著提高。

這同時也預示了一個辯論戰場：法院需在「合法兩岸交流」與「受境外指令滲透」之間，劃出可被後來案件引用的法律界線。這條界線的劃定，將決定《反滲透法》在2026縣市長選舉週期中的實際威懾效果。

資料限制

本分析主要依據據媒體報導引述之起訴書相關內容，未能直接引用完整起訴書原文。GCIS 商工登記資料庫因 API 技術限制，無法取得涉案社團的完整法人資料及歷任負責人，相關組織規模估計尚待精確比對。政治獻金交叉查核（徐春鶯、鍾錦明等具名人物）因監察院 ardata 平台在採集期間回應遲緩，尚未完成。選舉動員規模估計（3至6萬票）係根據公開人口統計資料推算，非起訴書直接援引數字。

為什麼值得關注

徐春鶯案的公共意義，不在於起訴一個人，而在於若法院確認「境外指令→社團緩衝→黨內動員」的指揮鏈成立，將是台灣首度以司法程序完整記錄一條選舉滲透路徑。在2026縣市長選舉倒數不到一年之際，這個路徑所揭示的組織模式——合法社團作為動員基礎設施——具有複製性。公民社會需要追問的，不只是徐春鶯個人是否有罪，而是：類似的社團在台灣有多少？它們在即將到來的選舉週期中，是否仍處於同樣的監督空白之中？

資料來源：

分析日期：2026-03-31